一直以來，在儒家文化的培育下，政治是一個儒生必要的目標，而所謂的政治，即是人際關係的展現，中國人的權謀之術表現在官場文化上，就是將人際關係運用發揮到靈巧極至，除了要讓事務圓滿順利外，也要讓人事圓滿順利，然而在封建的官場制度下，人事的圓滿比事情的圓滿還要重要，所以形成了“下位者做事，上位者做人”的生態環境。

人事的圓滿又包含了二個層面，一是名利的圓滿，這是指有利益的回饋和名望的擴展；一是面子的圓滿，面子指的就是一種份量，在眾人心中的份量，這種份量令得不論大小事，只要牽扯到當事者，就自動被加分，在眾多事項中，凡關係到此人，其被重視的程度也會不同。除此之外，當事者因為有份量，有面子，所以當事者的歡喜與否，也成了眾人心中所關注的事情。

曾國藩為何有此書信內容，即是認為在官場中，所謂做面子就是在換面具，不同的面具可以造就不同的面子，所有的權謀之術都需要用面子做工具，否則就算再利害的權謀都無法達其功效；在本書的前言中有提到：曾國藩一生在朝為官，極盡人生睿智，馳騁疆場，徘徊官場，諳熟人場，可謂八面玲瓏，面面俱到。但曾國藩卻也是個凡人，在起伏的官海中，也曾有過自殺念頭，惟有一事念念不忘，即竭盡全力，著有一部為世人鮮知的私人書信《面經》，被稱為「中國近代的一部人性大書」。而据傳聞，曾國藩之所以自殺未果，即是因為此書尚未完成[1]。

在這本書中可以明顯的看到曾國藩在虛與實的運用上，展現了靈巧微妙之獨特，所使用的工具，即是面子，其目的即在圓滿所有人與事的衝突，以達皆大歡喜之目標，本文即是嘗試從此本書去了解曾國藩的為官之道，並進而探就中國人官場文化之特色，以及中國人特有的面子學問。

至於此書之書名《面經》，本人懷疑是解譯者為其命名，非曾國藩本人命之，唯查無其他之証明資料，故仍採用解譯者在此書前言之說法，為其定立標題。

二  中國人的權謀：

文化的核心是生活，生活的核心是倫理。人的生存智慧是人與人之間倫理實踐的産物，這種倫理實踐的最大弊端是使個體模糊，人群相處時如一鍋粥，人們間的關係因“面子”維持，而面子後面卻有許多內訌性詭詐。所以，運用權謀技巧來鬥爭，常常上演在中國官場文化的場景中。

其實中國人很難有真正的是非觀念，中國人有是非，但卻沒有絕對的是，也沒有絕對的非。陰陽互動，沒有什麽是固定的，一切都隨著“時”和“勢”在流動，正所謂“陰陽不測謂之神”，把這一點領悟到家就是“出神入化”。有關權謀鬥爭中就曾出現過《鬼谷子》一書，此書之內容即是涉及了一個殺人不見血的領域──人海中的沈浮，此域無處不透露著權謀和算計，雖然沒有真刀真槍，但卻在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，雖然沒有血雨腥風的肉搏，卻有著殺人於無形的較量。於是，“謀身”與“謀國”成了權謀家施展智慧的領域。

權謀的形式有分陰謀和陽謀，不能夠讓競爭對手知道即為陰謀，將方式和方法公開，利用制度等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，此為陽謀。由於存在不正當競爭，陰謀是迫不得已的，在信用普遍缺失的情況下，談陽謀也是沒有意義，老實人反而吃虧。

權謀的起源，源自於春秋戰國，各方諸侯國為自保或為擴張，在兵法戰術上都需要能人異士的智慧，以巧妙之方法來攻克或守護自己的疆土。因此開始出現了謀士，為諸侯霸主出謀劃策；而古時的謀士，是相當於一部分“學而優”卻不能“仕”的讀書人，常以“門客”、“軍師”、“幕僚”等身份，爲自己的“主人”、“主公”，設謀獻計，排憂解難，有時甚至以死相報。在古代謀士是貴族的一種，貴族一共有四等，天子、諸侯、大夫、士。靠辯論、說服、出謀劃策來謀生的士，所以也叫說客和辯士。

權謀的運用自戰場轉移到政治上來，不外乎有二種因素：第一即是爭權奪利，在這點上的發揮，其實就是在打一場沒有流血的戰爭，雖然結果也常是慘烈無比，但無疑仍是官場文化中主要的結構組織的催化劑；第二則是用於管理，在領導者的統治下，往往因為官與官的鬥爭，而產生了管理上的困擾，在這時領導者的權謀手段，就常常被用來解決這些衝突。舉個例子來看：清朝康熙晚年，出現了明珠及索額圖二黨之鬥爭，其主要起因是太子及皇長子的皇位之爭，然而二人的仇怨不僅只在此時此處，而是長久以來政治立場的不同而累積下來的宿怨，彼此都在虎視耽耽的想除掉對方；身為領導者的康熙難道只在晚期發生皇位之爭才知道二人的鬥爭嗎？當然不是，而是在統治手段上必需讓此二勢力並存，且相互制衡，才能維持其領導的絕對權威，中間的進退拿捏，就必需運用權謀之術來操盤，才能令其雙方勢力平衡，不至傾斜。

回頭再來看曾國藩的《面經》，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衝突問題而產生的一種權謀之術。在《面經．筆記十二篇「忠勤」》中提到：人生變幻莫常，何以從喜譽惡毀間獲得變法是一機巧[2]。這裡所指的變法即是陽謀和陰謀的運用，在虛與實的操作中應對外在之變化。曾國藩在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中能夠屢屢化險為夷，在攻克防守中，見到官場諸多醜惡之面容，卻面不改色的從容應之，這全都是他在深蘊面具思想中所領悟到的變巧之術的運用。

三  曾國藩之生平略事：

在中國近、現代史上，曾國藩無疑是最有影響和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。曾國藩（1811-1872），乳名寬一，名子誠，字伯涵。號滌生，湖南湘鄉人，生於清仁宗嘉慶十六年，卒於清穆宗同治十一年，年六十二，諡文正。

清宣宗道光十三年（西元1833年），二十三歲的曾國藩參加縣試，考取秀才，隔年參加鄉試，考取舉人，其後連續兩年會試落第；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會試及第，錄為貢士，同年殿試，考中進士。之後長達十餘年，曾國藩一直留在京城擔任官職，從翰林院的基層小官做起，憑藉其豐厚的學識與能力表現，官階不斷擢升。，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歲升授禮部侍郎，官居二品。對照清朝官場一向重滿輕漢的政策，身為漢族的文人儒生曾國藩，可說備受清廷的重視禮遇。

清文宗咸豐二年（西元1852年），曾國藩時年四十二，適逢母喪回到湖南湘鄉，此時由洪秀全等人發起的反清組織，勢力從廣西一路擴展到湖南。隔年，也就是咸豐三年，曾國藩為了力保桑梓，決定棄文從武，接下湖南團練大臣的任命。同年三月，洪秀全建立「太平天國」，定都天京（即南京），咸豐皇帝自此將殲滅太平天國的希望，寄託在曾國藩領導的「湘軍」上，並改授曾國藩兵部侍郎一職。經過多年的困苦奮戰，終於在同治三年（西元1864年）打敗太平天國，朝廷賞封曾國藩為太子太保、一等侯爵。翌年他奉命勦除捻軍，不幸失利，同治五年五十六歲，退出勦捻戰場。晚年的曾國藩先後擔任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，致力於洋務運動的推展。

曾國藩一生的功過，歷來褒貶不一，其對後世的重大影響，除了編練湘軍，戰勝太平天國的事蹟之外，便是留下一千多封的家書，經人蒐集編成《曾國藩家書》。此書不僅記錄了曾國藩與家人的情感互動，對手足的提攜勉勵，更可清楚看見曾國藩從青年到垂暮，數十年官宦生涯的思想轉承與心境變化，透過這些書信，可得知其對事物的獨到見解。

四  面經大要：

《面經》之來源，皆是自曾國藩寫給自家兄弟、朋友、同事、學生的書信中整理而出，除了提點在朝為官的應對進退，處事拿捏外，還有為人修身，立志上游的訓示，以及遇官場阻逆時，心懷之舒發。我們將此書整理後，大約可歸類為下列重點：

(一)   探察險道－面具特點：

咸豐十年（1860），曾國藩在給自己的四大密友，同鄉兵部左侍郎黃悼函中說了一段驚世名言：

人都有個臉面，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下，每人都應當控制好這張面具。人生最高的境界不在於得意時有個笑臉，失意時剩個哭臉。人不能沒有臉面，但時時都是一副臉面也無法活得滋潤。山有陰陽兩面之分，人也有陰陽兩面。什麼時候用哪張臉面，什麼時候不該用哪張臉面，這是一門絕學。我曾有兩次自殺的想法，想到人生不就是為「面子」而活嗎？頓時輕鬆了許多。摸摸自己的臉面，竟然是一張飽經風霜的皮。我用這張面具抵擋住了多少是是非非，才成就此生。只有用這張臉，才能不露秘笈，才能保全自身。快哉！快哉[3]！

這段話給《面經》這本書開了頭，從此篇書信內容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何謂面子，就是一張虛虛實實的面具，一張善巧變化的面具，這個面具為他扺擋住了許多是非，排除了許多阻逆，也因為這張面具，幫他成功的處理掉許多驚心動魄危機，謀求到更多柳暗花明的轉機。

眾人常說，相由心生，意指心中怎麼想，臉上就什麼樣，久而久之，樣子堆久了，相也就成形了；然而在官海當中有一個露心的相可是一個危險訊號，心可以得意、可以失意、可以厭惡、可以妄求，但一旦讓別人知道「心」在想什麼，就容易讓人趁虛而入，為敵人所掌握，如同行軍作仗般，敵方必求知己知彼，而得百戰百勝，《孫子兵法》中有云：

故知勝有五：知可以戰，與不可以戰者勝。識眾寡之用者勝。上下同一欲者勝。以虞待不虞者勝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。此五者，知勝之道也。故曰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。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。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戰必殆。[4]

曾國藩運用虛實陰陽不同的面具，隱身玄秘，含而不露，輕鬆的駕馭各種權力，其要訣即是「偽」、「變」二字，其中偽中有變，變中有偽，在偽變之後，則要守住私心，即使心中做不到，臉面也要守住。所謂「行雲流水」，除了講一種飄逸脫俗外，還有不固守死法的偽變在其中；行動之謀在亂世之中無一不合節合拍，恰到好處，實實在在符合了《易經》之精神：窮則變，變則通。

曾國藩在面對各種尖銳而複雜的矛盾時，除因時制利、隨機應變外，他處理問題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就是在同別人發生矛盾時，立即戴上面具，充分發揮面子的作用，讓面具成為維護表面秩序與和氣的工具，面子成為掩蓋雙方之間矛盾與意見的盾牌。具體而言，封建官場中人遇到矛盾，處理問題都能像曾國藩一樣戴上面具，發揮面子的作用，就可以達成雙方矛盾的一致，創造和諧的氣氛，化解矛盾雙方衝突，從而皆大歡喜。故而曾公在《面經．筆記十二篇「忠勤」》中提到了一句話：萬千世界，苦於爭面，…，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著私風，不敢告人。亂世尚偽，莫大乎忠勤二字，此乃面子之訣竅。

曾國藩最善長之面具，即是「一張模糊的臉」，曾公認為，這張臉是一個難求之神兵利器，它可以是一個盾，時時保身，亦可保心，也可以是一支矛，突破萬難，無往不利，在送往迎來的官潮中，用這張模糊的臉，做到了面面俱到，也守住了自己的原則。

在曾公初建湘軍之時，曾用過一深藏不露之面具，解決了朝庭一連串徵調之難。當時，曾公初建湘軍，實力未豐，毛羽不厚，兵力及糧草皆不足與太平天國對抗，然天平天國軍隊為亂，各方告急，清庭下令曾公出兵救援，曾公卻以「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，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」之理由，四次抗旨不願出兵，就算咸豐多以譏諷的口吻激將，仍是「千呼萬喚不出來」；結果，太平天國軍狂掃各地，曾公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恩師吳文鎔被太平軍擊敗，見死不救，吳文鎔兵敗自殺，曾公至此卻仍不為所動。表面上看起來曾公似乎無情無義，但郤以此嬴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，為其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；如此的隱含不露，乃是曾公深明一道理，潛龍是勿用的，就算局勢再如何的逼人，都要有沈住忍耐的功夫，如果當時為救恩師，在勝算為零的情勢下冒然出兵，只是徒增傷亡，斷絕自己的後路，唯有沈住忍耐，續養實力，待利見大人的能力形成，才能一舉成功，無往不利。

(二)   內外檢視－面具用法：

1.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不要亂擺臉譜：

曾國藩的面具不是裝出來的，而是用出來的，在適時適地，選擇適宜的面具，是做面子的重要原則。曾公的面子哲學中，首先先看一「仁」字，在封建官場中的仁，實際是和儒家的仁背道而馳的，在滿嘴的仁義道德背後，卻是無情的殺戮；曾公深諳此理，故而借此行事，借虛偽之手段，除不實之惡人，以其人之道，還至其人之身，但也讓人對曾公有忠奸難辦之疑惑。比如在對付個別群眾和小股會黨反抗活動的政策是「就地正法」，只要行跡可疑、眉眼不順之人，即可適用。為了迅速地把各地農民的反抗活動鎮壓下去，就大張紳權，藉一方之良，鋤一方之惡，所有處治大權盡歸團長，族長掌握，如此不但能掌握情況，又可避免引起鄉村或宗族間的鬥爭，其作風之果斷，讓人聞風喪膽。

在曾公的面子哲學中，第二要看的是一「義」字，在面具的表皮上，義字是用來說的，不是用來做的。在多年的什宧生涯中，奉行了「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」的準則。眾人的私有數類，但不外乎利益、名聲、仕途，曾公從中斡旋，使得雙方皆達目的，造成雙贏之局面，不但迎合了眾人的私，也達成了一人之公。例如，在曾公任官之時，常需要許多人才來輔助，如果只在現有之環境中尋找人才，除了難辦其能力和用心外，還要多費心思去攀情交利，實在不合効益；所以曾公借由大開保舉之門，來培養出多方人才，如李鴻章、郭嵩燾…等，這些人因是曾公培養保舉，所以對曾公死心塌地，而曾公也可運用這些人才之長，完成了許多政績，如此這般，不但完成了曾公一人之公，也滿足了這些人才之私，一點保舉小恩，換來他人死心塌地的回報，這不也是一變巧之功。

面子哲學中的第三要件則是一「忠」字。曾國藩忠君愛國，唯皇帝是從，乖巧把權，權盡人臣之本分。但在面子哲學中不是只有內盡本份即可，還要搏得皇帝信任，才是真正的「忠」；曾公在平定太平軍以後，許多官吏怕湘軍因此坐大，危害自己，所以製造罪狀以打擊之，湘軍將領不服，遂引起了造反的運動，眾將領欲擁戴曾公反抗清廷。曾公深知自己之本份，郤又不能直接拒絕，否則一切點破，就算沒有出兵行動，也會讓清朝有芒刺在背的局面出現。所以，曾公趁所有人都在場時，僅以一副對聯表意，其他一語不發：

倚天照海花無數，流水高山心自如！

一句輕描淡寫，道盡曾公心中之意，眾人體會，感佩曾公之品德高潔，自此不再提及此事，也因整件事不曾明白道破，也沒有文字証据，所以朝庭就算有感覺，卻也抓不到邊。

待太平軍完全平定後，湘軍將領欲以盛筵相賀，曾公皆不入場，以避其嫌；後來，在曾公勸誡曾國荃之書信中有云：「我們身居高位，萬眾矚目，不可不慎。大凡總督巡撫總以為自己是對的，別人是錯的，自滿自足。君子過人之處，只在虛心而已。不但我的話你要仔細尋思，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，你都應該平心考察一番。所以古人認為，居上位不驕極難。」

金陵克復後，曾公親自經理將湘軍裁撤，而其兄弟曾國荃堅辭任官，回籍休養，為的仍是避嫌，曾家兄弟功高震主，湘軍實力堅厚，很難不引人擔心，曾公深知此忌，所以將湘軍裁撤，並永不復用。曾國藩認為，功高名顯，必然會帶來對自己的嫉妒和仇視，所以與人分享利益和名譽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。

2.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和中有鬼：

在曾國藩《面經》之二中有云：

我除進德、修業兩事靠得住外，尚有一事，最為嗜好，即觀察諸人臉色變化之多端，以此來體悟我個人臉色之特點。一生之計，在於臉面特色之奇絕，乃我進德、修業之本。藏身不如藏臉，變心不如變臉。有臉之人，是高人，無臉之人卻並非俗人。無臉乃是一張誰也看不透的臉，剛柔兼濟、軟硬不吃，是天下第一臉。我以無瞼為是最高裝扮。

無論敵友，曾國藩統統一團和氣，卻難以掩蓋和顏悅色之下的刀光劍影。此為曾國藩戴面具的搏殺意意念。和風勁吹一吹下，使一些人喪失警惕，讓一些人忘乎所以，悠然自得，於是在鬥爭中紛紛馬失前蹄。封建官場中其實不是沒有有「和氣」，但更多的是「假和氣」，帶著微笑的面具而背後放暗箭的大有人在。微笑的面具更是曾氏面具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副。

要和，先要知怎麼和，和謂之不偏，即然不偏，就是取眾之中點，而要找眾之中點，先要了解眾之欲及不欲；然而官海中人人皆有一面具，如何穿透面具，檢視他人，找到眾人之欲及不欲，就是一種本領。曾公用和氣暗藏鋒刃，以柔為剛，挺挺向前，在關鍵之時，手起刀落，除去一切「不淨」之物。

《孫子兵法》有云：出其所必趨，趨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守必固也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。善守者，不知其所攻。微乎！微乎！至於無形。神乎！神乎！至於無聲[5]。

無論善守或善攻，皆是以不讓敵方了知我方之虛實，才能確保主動，曾公即是將此點運用的恰如好處，所以當和氣面具一戴上，所有的虛和實，在敵方警惕鬆懈下全都顯露出來，誰該殺，誰又不該殺，全在臉上告訴你。

3.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謙者成大器：

無論古今，即使心中有傲氣，臉上也只能看得見「謙」氣。在《易經》中，唯有謙卦是六爻皆吉，謙受益，滿招損，在官場中切忌恃才而驕，就算是偽謙，其威力也不可小看，偽謙假恭最容易使人摸不著底細，如果又加上幾句逢迎馬屁，那就更讓人意亂心迷，使其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。

《莊子》有云：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。人才也是如此，才華橫溢，鋒芒太露的人，顯然容易受到重用，可也容易遭人暗算。藏鋒露拙才是保險的最佳途徑。曾公深知羽毛不豐滿者不足以高飛，就算羽看已豐厚，也不可讓人看出自己的實力為何，所以，謙的功用仍是在於虛實的變化，有些人遇到弱於自己的人，常會有居高看低的傲氣，也就是不把人放在眼裡，雖說居高臨下，視野遼闊，但居高者不易微觀細處，反而易受處在低處的敵方圍阻，不得出路。所以驕兵必敗，一直是至理名言，奉行不怠。

4.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創造自己的臉：

在眾多面具中，有善臉，有惡臉，有紅臉，有白臉，又要陰臉陽臉的變化，最好的臉，就是一張看不清楚的臉，與旁人不同的臉，在《面經．不求虛名》中有云：臉面之道，惟能模糊為上，因為人求虛名為心性之悖，窒耗精力，但又有何奈？余近以居位太高，虛名太大，不得聞規諫之言為慮。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，又得一二嚴憚之友，時以正言勸勖，內有直弟、外有畏友，庶幾其免於太戾乎！居高位者，何人不敗於自是，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！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隘，豈無過人姿，多欲為患害。君看十人中，八九無倚賴。人窮多過我，我窮猶可耐，而況處夷涂，奚事生嗟氣？於世少所求，俯仰有餘快，俟命堪終古，曾不願乎外。語云：名根未拔者，縱輕千乘甘一瓢，總墮少情，客氣未融者，雖澤四海利萬世，終為剩技。我不得不嗜面具之道，真味何在[6]？

在這篇中，曾公明白的指出，擁有一張自己專用的模糊的臉，是在官場出入的最佳兵器，曾國藩憑著自己幾十年的仕宦生涯，對官場的險惡看得最清楚，深知一入仕途人則毫無「自由」，即使是一隻猛虎，也只能變成犬鼠可欺的可憐蟲了。但是，幾千年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誰能改變得了？更何況，一個有抱負的人不借助權力可以說是毫無作為的。因此，出進官場之局，處居江湖之遠，就十分難以決斷了。俗話說，伴君如伴虎，遇見聖明的君主尚保平安，如果遇兌猜嫌之君，那腦袋不搬家也是最好的了。因此，飽嘗了世態炎涼的曾國藩臨終前立下遺訓：後世子孫可以不做官，但不可廢耕讀。

(三)   進退策略－面具拿捏：

逢場一場作戲，假面之術，裝大不如裝傻，出門觀天色，進門觀臉色，此為曾國藩戴面具的本色。沒面子的人愛裝面子，有面子更要裝面子。曾國藩比誰都裝得像，裝得準，裝得巧。逢場作戲，適時調整進退策略，是曾國藩慣用的伎倆。臉不紅，心不跳，大模大樣，煞有介事地行假仁假義，千萬面具更是信手拈來、一隨手丟去，不費吹灰之力，然而就在翻雲覆雨之間蘊含著深不可測的奧秘[7]。

不要臉的膽大，要臉的心細。世上最怕不要臉的，那是死臉皮，不懂得尊重人。曾國藩認為自己的臉面應當有一層霜蓋住才好。

屈是為了伸，藏鋒本是蓄志。不屈難以伸展，不藏鋒志從何來？曾國藩的「藏鋒」表現在他與君與僚屬的共同處事上，這種藏鋒來自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體認，來自一種儒釋道文化的綜合。再以前面所提之湘軍事件為例，朝廷疑忌握兵權的湘淮將領，輿論推波助瀾，欲殺之而後快，如湘淮並裁，斷無還手之力，若留淮裁湘，則對清廷可能採取的功高震主者殺起到強大的牽制作用。李鴻章即窺見到清廷的用心，又理解了曾國藩的真實意圖，因而決定投雙方之所好，坐收漁人之利。他深知在專制制度下「兵制尤關天下大計」，淮軍興衰關乎個人宦海浮沉。他致函國曾國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決策，說：「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終終始」，淮軍「改隸別部，難收速效」，「惟師門若有徵調，威信足以依恃，敬俟卓裁。」由於曾、李達成默契，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。

曾國藩藏鋒的「龍蛇伸屈之道」，是一種自我保護、自我實現價值的生存之道。實際上藏鋒露拙與鋒芒畢露，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處世方式。鋒芒引伸指人顯露在外表的才幹。有才幹本是好事，是事業成功的基礎，在恰當的場合顯露出來是十分必要的。但是帶刺的玫瑰最容易傷人，也會刺傷自己。露才一定要適時、適當。時時處處才華畢現只會招致嫉恨和打擊，導致做人及事業的失敗，不是智者的所作所為。有志於做大事業的人，可能自認為才分很高，但切記要含而不露，該裝傻的時候一定要裝得徹底，凡事才容易成功[8]。

(四)   磨練性情－面具修身：

歷代的儒家，很少推崇莊子的，可是曾國藩把莊子捧為聖哲，列入聖哲三十二人之林。他九弟生日時，曾國藩作詩贈之：

左列鐘銘右謗書，人間隨處有乘除；

低頭一拜屠羊說，萬事浮雲過太虛。

曾公了解，人間行事，不論如何做都是有褒有貶，唯自己立身如鐘，看破虛名，才能隨世局變化，立於不敗之地。屠羊本身是個功高不爭的人，實為曾公所敬佩。在官場中，虛名雖是重要，但是在自我修身上也是一大絆腳，如果曾公對修身立德不曾下過功夫，實難在官場的進退中遊刃自如，只要遇到利益私欲，就會被牽制住，縱使面子哲學再如何高杆，也無法發揮極限。所以曾公在書信中，仍時時不忘修身立德，自我檢視。而修身立德最重要的是戒傲氣、少言實幹。人生在世，有可為之事，也有不可為之事。有可為之事，當盡力為之，這就是盡性。有不可為之事，當盡力從之，這就是知命。

曾國藩確實愛臉面，這是一種潔淨自身的觀念。其中，一定要把驕氣除去，天地之間只有謙虛謹慎是致福的方法，驕傲就會盈滿，盈滿就會傾倒。凡是說話、寫文章，憎厭別人的習俗，嫌惡人家的鄙陋，議論他的短處，揭發他人的隱私，都是驕傲的表現。不論所指的事是否確實恰當，即使一一都確切可靠，已被天理所不允許。如果開口就說人家的長短是非，譏笑他人鄙陋，皆不是好現象。要想去掉驕氣，總要以不輕易非議譏笑他人為第一應當做的事。

曾公做了十多年的京官，對於職務十分盡責，他這種勤懇廉潔的精神，很為一般人折服。他壯年時曾立志，要有民胞物與之量，有內聖外王之業，要做一個天地間之完人。內聖外王，惟變而已。曾國藩相信「五十年一變」，是人生軌跡的偽裝特色，「人生五十變」是曾國藩的處世格言。他用「變」保護了面子，滿足了願望，可謂高手。

五  結語：

由這本書的內容，可了解曾公在封建官場的求生技術，實為一大學問，官場如戰場，兵法的種種精要，皆完整的運用在官場中，但要運用自如，自身的立身品格是基本條件，否則為假境虛名所牽制，就算領悟到多深的權謀之術，也無法發揮到極限，這也應了儒家的一句名言：無欲則剛。

縱觀現在的社會，或許已沒有了封建官場的舞台，但是，必竟還是中國人的文化天空，面子哲學就永遠存在。